兴安知道手中的这份圣旨的分量,陛下在京师搞了这么多的新政,可是从未向天下推行。
并不是不能,而是陛下睿哲天成,英明天授,深知这新政,不是一蹴而就,更非一旦一夕之间可以完成。
和群臣们不同,兴安知道陛下身后没有高人,他将陛下的所有决定理解为了睿哲天成,英明天授,就是天生干这个事儿的。
草率推行,只会是党祸盈朝,最终惨淡收场,且不见那范文正范仲淹的青苗法,最后都变了青稻钱一般的高利贷,为祸乡里?
朱祁钰面色平静的看着朝臣们的脸色。
纵观古今新政,全都是以军队为压舱石,方能推行。
商鞅变法的第一条就是奖耕战,奖励耕种的同时奖励作战勇武;
范仲淹变法,是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定边患,随后入朝做了枢密副使,以《答手诏条陈十事》开启了庆历新政。
枢密院的职能和大明的五军都督府等同,都是最高军事机构。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更是打出了纵观北南两宋三百年的唯一一次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战例,熙河开边,拓地两千余里,三次开边,抚羌族三十万帐。
当时西夏、辽国还以为那个武德充沛的中原王朝,又回来了!
次年,王安石就被罢相,启用,再罢相,最后,在神宗崩后,高太后临朝称制的元祐年间,所有的新法政令皆被罢黜。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三月,甲申日,对九岁的万历皇帝进讲帝鉴图说:「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隶。」
「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有折冲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将官,忠勇可用者,稍假权柄,使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
张居正以汉文帝劳军细柳营为由,说将官的地位如同奴隶一般,必须要提高忠勇可用的武人地位,授予权柄。
从一开始,张居正的所有新法改革的核心,就是把军队当做压舱石。
张居正跟谁的关系最好?抗倭名将、镇虏大将戚继光。
张居正在未做首辅的时候,就力主把戚继光从南方调往蓟门,作为压舱石。
蓟门在京师东北方向,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属于京畿。
在20世纪红色浪潮奔涌的年代里,有一位通过选举要走红色路线的南美理想主义者,阿连德。
在当选之时,总理就通过《至上报》记者胡里奥·谢雷尔告诉阿连德要小心警惕投机分子。
谢雷尔至中国,迟迟无法采访总理,最终通过绝食,最终见到了总理。
总理在采访中,就直接说道:「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阿连德当选的三年后,被陆军司令军事政变,最终以身殉道,英魂长存。
历朝历代,无不说明一个问题,一个政权的稳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朱祁钰对官僚常怀警惕之心,即便是大明开边四府之地,但是他依旧没有推行他在京畿等地区的新政,而是先拿出了考成法来。
政策的推行的确需要武装力量的支持,更需要方式方法。
毫无疑问,张居正的这套考成法,是行之有效的。
兴安拿起了圣旨,阴阳顿挫的说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
“朕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请申明。”
朱祁钰几次下旨,尚节俭、止贪腐,效果呢?听之者,恒藐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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