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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评论

无名

 20051123  11:18:25

磋商的方式对解决矛盾冲突是个双赢模式,在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更能够让老百姓和政府的执政体做一个好的调和,一如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儒家、道家无不述此。

很郁闷

 20060120  00:43:03

老潘说要和昨日的我竞争,那是空话,是市场在逼着你往前走。

利益对立的时候,保护自我,磋商的潜在意义就是,掌握权利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施展更高的计谋,最终是获取更大的利益。

如果权威具有公平心,会适当地放出一些利益,这样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心和更大的主控权。

这其实是一种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操控方式。

自然、和谐、平衡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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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4月份,北京人一天比一天憋得慌。SARS造成的对死亡的恐惧,把人憋在了家里,会议少了,见面少了,请客吃饭少了,人人都家里在躲瘟疫。

在家里躲瘟疫并没有影响我们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由于有了光纤的宽带,有发达的Internet,每天接到的邮件比平时要多得多。多少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也发E…mail,打来电话,问候疫区的我们。新浪的点击率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几家快乐,几家愁,互联网和药店是少数几家欢乐的行业。互联网遇上了好机会,汪延坐阵北京,躲在家里在网上指挥。SOHU的张朝阳冒着缺氧的危险去珠穆朗玛峰作秀去了,这时候谁看?SINA和SOHU的竞争,SOHU又失了一分,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电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911时还让凤凰卫视抢了风头,到了这次美国打伊拉克时,尽管凤凰卫视有闾丘露薇这样的女中豪杰,冲在巴格达战争的第一线。但和CCTV相比还是逊色多了。这次的SARS从4月20日以后,中国的电视给了中国人民充分的知情权。

SARS是北京人的瘟疫,也中国人的瘟疫,更是全人类的瘟疫和灾难。一时北京人在中国变得不受欢迎了。5月初,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让我从我们住的山里出来给小孩买奶粉。经过某郊区的道路上,一共经过了四道关卡。到了第一道关,我说,我家有一个小小孩要吃奶,让我出去买点奶粉。关长是位干部,告诉我出去就别想回来,我们主要是防北京城八区的人。我说,我不进城,只是在县城买点奶粉,小小孩等着奶吃。我保证出了关卡20分钟回来。出了关卡,进了超市,买了奶粉、面粉、大米和花生油后,返回了关卡。干部走了,干部临走时,留一句话,等他回来再放我过去,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见干部回来,我开车去找他,找了好几个地方,人没有找到,但找到了他的手机号。我不断地重复小小孩等奶吃的理由。第一道关终于过了。过第二道关时间已是黄昏了,有30多男女老少,负责审问的是位60多岁的老者,有点像《鬼子来了》里审问日本鬼子花屋的老头。先问我叫什么?我说潘石屹。他说YI字怎么写。我说,随便。老者生气了。我赶紧,一笔一画地写好了我的名字。在黄昏的北京郊区,有挂着黄布和红布的路障,旁边有30多个各种表情的男男女女。照出来一定是一幅非常好的照片。我怕拿出照相机惹怒他们,能让我走,我就赶紧溜吧。第三道关是在村口,所有的人都认识我,要求很简单,车不能开进去,人可以进去。他们认为,人不会传染病,汽车能传染病。只好放下车,背上奶粉和米面,走在夜色已深的小路上。第四道关,是大石头垒成的,夜深了,也没有人了。人可以过去,但任何车辆都是通过不了的。

花费了整整一天,终于到家了,想一想这一天的经历,北京郊区农民主要的不是在防病,是在表达一种对北京城里人的一种情绪,一种权利。

北京人出城不受欢迎,中国人出国也是同样的待遇。唐人街没有人了,中国的餐馆没有人吃饭了,有100多个国家对中国人的旅行提出限制。我收到负责设计我们项目的日本公司的邮件,告诉我们由于日本政府接连发出了三份不让到中国来的劝告,所以他们来北京的时间被拖后。我也是因为一件必须的事情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家都带着口罩。住饭店的人特别少,早上起来,走到昔日熙熙攘攘的大堂,现在一个人也看不见,凄凉的可怕。也没有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也不敢请别人吃饭,在饭店里憋了几天。在大堂遇到了嘉里中国的董事长洪先生,请我吃早茶。他说,他们的饭店,高一点的入住率在5%左右,低的是1%,2%。惨呀。谈到如何走出困境?香港人现在的情绪十分低落。

我们遇到了困难,但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精神。网通的田溯宁给我们发来邮件,在中国困难时我们企业家应该出力。当然是应该出力,但这力怎么个出法?像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马来西亚人那样在全世界打广告。还是像韩国人那样上街去捐钱、捐项链、捐戒指。最后,我们想到的是弘扬不可战胜的中国精神。五千年形成的中国精神,是在种种危机和灾难中形成的。正是有这种精神,我们的民族才生存下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很快就形成了共识。但什么是中国精神,我提出是自然、和谐、平衡和反省。除了刘索拉支持外,其他人都觉得太软,太道家了,没有力气,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反对。要选一首歌让大家唱起来,把中国精神唱出来,“海龟”们一致认为要唱马丁·路德·金的《We shall overe》,刘索拉要唱西北的民歌《兰花花》,大家最后统一到“中国精神,我们一定能战胜!”歌就不唱了,改成放鸽子、敲大鼓。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中国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时刻,用不同的方式,可能是一幅画、一首歌、一句话,去表达中国精神、去弘扬中国精神。地里如果庄稼不长一定会杂草丛生,如果没有一种正的精神,旁门左道的东西一定会出来。

今天,我们遇到SARS,我相信中国精神一定会把它赶走。

开放与抛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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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波士顿,到了他们的“科学博物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数学模型馆”。正态分布的模型、用肥皂泡做的最小化模型、宇宙速度模型等等,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以前都是在书本上看文字,从来没有这样直观。宇宙速度模型是用钢球做成的,达到一定的速度钢球做圆周运动,再到一定的速度钢球做抛物线运动,再高到一定的速度钢球做双曲线运动。卫星达到一定的速度就摆脱地球的吸引力了,人造地球卫星就是根据这个原理造成的。我在“数学模型馆”看了很长时间。

这次到纽约,与十年前我第一次来纽约看到的一样,一个字:“乱。”这十年间,我去过几次纽约,但都是在冬天去的,冬天的纽约天气很冷,街道上都是没有完全融化的黑雪,以往我只是从办公楼直接到饭店,很少在街上走。这次去正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时间又很富裕,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街上走。当初纽约曼哈顿的规划者,用横是街道,竖是大道的方式对这个城市做了简单的分隔,当初的管理者也一定想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规则和秩序。几十年之后的曼哈顿,成了全世界最开放的地区,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信仰并存。除了仅存的街道和大道的编号之外,当初的规则和秩序荡然无存。对一个有巨大生命力的城市,单靠一种头脑中想象的模式和实验室中研究出来的规则来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随机的、混合的、“奇迹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城市从表面看很乱,“乱”已成为了纽约的特征,成为了纽约人文化的一部分。张曼玉和王菲在纽约生活了一段时间,深受纽约文化的影响,据说张曼玉从来不去理发店剪头发,都是自己拿剪刀自己给自己剪。再看那些按一定的模式严格管理的城市,要种一样的树,种一样的草,树和树的间距都是统一的。这样的城市,大多死气沉沉,没有任何的活力,比如中国的珠海。表面化的规则和秩序,实质是简单和没有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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