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让我独自生活了。
我必须逃离母亲:她要把我逼疯了。如果不是我本来就要变成疯子了,这么说还真挺可笑。不,我没有疯,不能那么说。可是我非常生气。
快瞧瞧我们看完病,从医院出来后,她是什么表情吧。回家路上,她一直挂着那副神态:克制、坚决、强势,却又冰冷。她没说出来,但我能听到她脑子里的嗡嗡声:“这太像克莱尔了。总能毁掉一切好事。”
“我会搬过来。”她说。其实,她已经搬过来了,偷偷摸摸地躲在一个空卧室,把个人物品摆在浴室架子上,好像我看不见似的。我清楚,只要她知道了,一定会搬过来,我猜,我也想让她来。但我希望,由我来邀请她,或者她提前问问我。可她带着悲伤的眼神,一声不吭地就来了。“我要搬进那间空屋子。”
“不行,你不能那么做。”她开着车,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她开车很小心,车速很慢。自从我撞毁了邮筒,就被剥夺了开车的权利,还交了一大笔罚款,你都想不到罚得多狠,因为邮筒属于女王陛下。如果你轧死一只柯基犬,结果肯定也一样,甚至更糟,你可能会被判入狱。我母亲开车很小心,可她倒车时,从不看后视镜。似乎她觉得,那时闭上眼睛,祈求好运,会更安全。我以前喜欢开车,喜欢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愿意,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过我的车钥匙不见了,没经过我的允许,也没等我吻别,它就躲到我找不着的地方去了——我讨厌这样。只要没人干涉,我还会开车。
“还没到你搬过来的时候,”我坚持道,虽然我们都清楚,她已经搬过来了,“时间还长,我现在还不需要任何帮助。我是说,听我说,我还能说话,能想……”我在她眼前挥挥手,她躲开来,又看着我认错似的把手夹在膝盖中间,“想事。”
“克莱尔,你不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相信我,我知道的。”
她当然知道:她以前经历过。现在,多亏了我,或者严格说来,多亏我父亲和他的坏种,她要再经历一次。好像我就不能做事做得聪明点,比如神志清醒、干脆漂亮地死掉,或者握住她的手聊表感激,表情安详地向我的孩子传授生活之道。不,尽管检查结果显示我的小脑袋一团糨糊,可我那年轻得气人的身体十分健康,在我最终忘记怎么呼吸之前,还有好长的日子可以活。我知道,她就是那样想的。我知道,她最不愿意的,就是看着自己的女儿虚弱枯萎,就像她丈夫一样。我知道,她为此伤心,想尽力地表现勇敢,支持我,可是……她让我生气。她的善良让我生气。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证明,不用她来救我,我也能长大。而一直以来,我都错了。
“其实,妈妈,我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盯着窗外说,“完全忽略自己的身体,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根本没感觉。”
可笑的是,当我大声说出这些话时,内心深处却感到恐惧。但是,恐惧好像又不属于我,那感觉就像经历恐怖事件的是别人一样。
“你不是说真的吧,克莱尔?”妈妈愤怒地说,她竟然没发现,这只是我用来激她的赌气之话,“你女儿怎么办?”
我什么也没说,我突然语塞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不知道怎么表达内心的想法。所以,我只能默默地看着窗外一栋栋后退的房子。天快黑了,客厅的台灯一盏盏亮了,窗帘后的电视机荧幕在闪烁。我当然在乎了。我当然会想念这样的生活。冬日晚上热气氤氲的厨房,为我女儿做饭,看她们长大。这些我永远都无法经历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埃丝特是不是一个一个地吃豌豆,她会不会一直是金发碧眼?凯特琳会不会按照计划去中美洲旅行?或者,她会不会超乎自己的想象,做完全不同的事?我不会知道,那个意想不到的愿望是什么。她们不会说谎骗我去哪儿了,遇到麻烦不会来找我。所有这些我都会错过,因为,我在别处,甚至都不知道错过了什么。我当然非常在乎。
“我想,格雷戈会照顾她们。”妈妈带着怀疑的腔调,继续说道。尽管如此直白,她还是想确定,我不在了以后,生活会继续。“就看他能不能应付。”
“他会的,”我说,“他会的。他是个优秀的父亲。”
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应付一切。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他那么善良,可自从诊断结果出来,于我而言,他渐渐变成了陌生人。每当看到他,我都会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那不能怪他。我看得出来,他想陪在我身边,想表现出坚定坚强的一面。可我想,也许整件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了。我们的生活刚刚开始,就发生了这一切。很快,我就会不认识他,想找到对他的感觉,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我知道,他是我这辈子最后的真爱。可是,我再也感受不到了。不管怎样,格雷戈是我最先失去的人。我还记得我们的爱情。可是,那好像只是我的梦,就像爱丽丝的梦幻世界。
“就说你吧,”妈妈忍不住说教,怪我遗传了家族怪病,就好像是我太淘气自找的,“你知道,没父亲是什么感觉吧。我们要为你女儿打算,克莱尔。你女儿要失去母亲了。你要保证,等你没法照顾她们时,她们也会好好的!”
她突然在斑马线前刹车,还按响了喇叭,提醒后面的车辆。这时,一个小女孩冒着雨,匆匆穿过马路。她看起来很小,还不应该自己外出。透过妈妈的前灯,我看到,她背着一个浅蓝色塑料袋,袋子里好像装了四品脱牛奶,瘦弱的双腿,磕磕绊绊。我听到妈妈的嗓音突然变了,充满挫败感和愤怒。我听出了她的伤心。
“我当然知道,”我感到筋疲力尽,“我当然知道,我要做打算。但我还在等待,还在希望。我希望,我能享受与格雷戈的婚姻,能和他一起变老。我希望,药物能缓解我的病情。现在我知道……好了,现在我知道没希望了,我会另有打算,我保证。做个挂图,弄个值勤表。”
“你没法逃避,克莱尔。”她非得重复一遍。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我大喊出来。为什么她总要这样?为什么她非要逼得我喊出来,就好像只有我发怒了,她才觉得我在认真听?我们母女俩总是这样: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爱恨交加。“你觉得,我难道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我难道不知道是我带给她们这样差劲的生活?”
妈妈把车开进房前的车道上——这是我的房子,一开始我没认出来——我的眼泪已经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下了车,砰地关上车门,径直走进雨里。我把羊毛衫往身上裹了裹,大胆地往街上走。
“克莱尔,”妈妈在身后喊我,“你不能再这样了!”
“看看我。”我不是对她说,而是对雨说。我感觉,嘴唇和舌头上都是小雨滴。
“克莱尔,求你了!”我隐约听见她的叫声,可还是继续走。我要让她看看,让他们所有人看看,尤其让不准我开车的人看看,我还会走路,我还他妈的能走路!我还没忘记怎么走路。我要走到路尽头,走到与另一条路的交叉口,然后拐回来。我会像韩塞尔(1)顺着留下的面包屑找路一样。我不会走远。我只做一件事:走到路尽头,转身,回来。可是,天越来越黑了。周围的房子看起来都一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整齐的半独立式住宅。路的尽头也不像我想的那么近。
我停下来一会儿,感觉冰凉的雨滴像针一样,扎在我头上。我转过身,妈妈没在我身后,她没跟上我。我以为她会跟上来,可是她没有。街上空荡荡的。我走到路尽头了吗?已经拐回来了吗?我不确定。我一直在朝哪个方向走?我现在是往外走,还是往回走?我要去哪里?路两边的房子看起来完全一样。我静静地站着,刚离家不超过两分钟,我已经不知道在哪儿了。一辆车从我身边开过,冰冷的雨水溅在我腿上。我没带电话。不过无所谓,我也不是每次都记得怎么用电话。况且我也忘记号码了。虽然如果让我看见,我能知道那些是号码,但我还是对不上哪个数字是哪个,以及它们的顺序。不过,我还能走路。于是,我跟着溅湿我的那辆车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标志。一看见我家,我就能认出来。因为,我家的窗帘是亮红色的丝绸,在灯光的映衬下会发红光。要记住:我家正面挂着亮红色的窗帘,一个邻居曾说过那样显得我很“散漫”。我会记住亮红色的窗帘。我很快就到家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在医院看病时,其实不是很顺利。格雷戈想去,可我让他去把温室建好。我告诉他,不管医生说什么,抵押贷款一分也不会少,我们照样得养活孩子。我不让他去,这让他很受伤。但是,他不了解,我已经猜不透他脸上的表情,也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知道,要是带妈妈过去,她会把心里的想法都说出来,那样更好,总比听到坏消息,怀疑丈夫是不是后悔要好——他会不会后悔看上你;他会不会后悔世界上那么多人,他偏偏选择了你。所以,当医生让我坐下来,参加下一轮检查时,我并非处在最佳的精神状态——当然这里是一语双关。而他们之所以让我做这些检查是因为,病情的恶化比他们想象中快多了。
我不记得医生的名字了,因为名字很长,音节太多,我觉得很可笑。当我和妈妈坐在那儿,等他看完屏幕上的记录,宣布坏消息时,我提到了这一点,不过没人觉得好笑。绞刑架下的幽默,似乎也得分时间和地点。
雨越下越急,越下越大。我真希望出来时穿的是外套。过了一会儿,周围的路看起来都一样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半独立式住宅,一排又一排,分布在街道两侧。我在找窗帘,对吧?什么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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