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散文书店
哥伦比亚特区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习惯会变成习俗,而习俗会变成迷信。我自己便亲身体验了类似的演变。1988年10月,我第一本书的创作接近尾声。这本书描写的是1966年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个班。结尾一幕发生在军校公墓,那么多在越战中丧生的士兵就长眠于此。我将学校牧师的哀思作为全书的结尾:“我爱他们,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们。”
现在干吗?我问自己。作家们写完初稿时通常会做什么?我从写字台边起身,套上运动鞋出了门。沿着犹他街往前走,在内布拉斯加大道右转,穿过康涅狄格大道,我来到了一座零售大楼前。这座大楼看起来枯燥无味,但里面有一家不起眼的简陋小店,数年之后成了华盛顿的社区文化中心;它便是政治与散文书店(Politics&ProseBookstore)。我想,这就是作家们写完书后要做的事情:他们应该寻求其他作家的陪伴,或者至少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交流。那个秋天,我在政治与散文书店与许多非同凡响的新书不期而遇: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汤姆·沃尔夫的《虚荣的篝火》等,它们成了我美妙的发现。
1992年秋,我刚完成我的第二本书,便又一路小跑去了政治与散文书店。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2000年,2003年,2006年,我一直维持这个习惯,最近一次在2012年3月。这个惯例好像成了一种迷信,我害怕打破它会给自己带来霉运。对我来说,造访政治与散文书店就像是块压顶石,不做这件事我的书就不算真正完成了。流连忘返于书架之间相当于在书本最后一页打上“结束”二字,但前者更为有趣。
政治与散文书店在华盛顿切维蔡斯社区开业后不久,我和家人就搬到了这里。1984年秋,卡拉·科恩开了这家书店,经营当时的热门书籍,比如罗伯特·陆德伦的《阿基坦行动计划》和汽车公司高管李·亚科卡的同名回忆录,还有芭芭拉·塔奇曼的《愚蠢进行曲》、尤多拉·韦尔蒂的《一个作家的开端》和本地作家鲍勃·伍德沃德的一本名为《连线——约翰·贝鲁什的短暂一生》的令人好奇的传记。卡拉出生于巴尔的摩,曾经是城市规划师,也担任过联邦住房官员。她聪颖、爱社交、有魄力,曾公开表示要将政治与散文书店经营成“自己愿意去的书店”。另一位本地作家、书店赞助人罗恩·萨斯坎德后来评论道:“有几百位作家都将卡拉视作自己的理想读者。她是一个部落领袖,正如亚伯拉罕一样。”
卡拉在报上登过广告,本来是为了招聘书店经理,不料却为自己招来了一个商业搭档,在西海岸发展多年后回归华盛顿的芭芭拉·米德。芭芭拉了解图书,也了解零售业。这两位女性都是年近五十岁的母亲,都嗜书如命,但卡拉热情固执,而芭芭拉相对保守谨慎,二人完美互补,相得益彰。芭芭拉后来这样描述两人的合作:“我的性格像猫,我会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安静地坐到角落,专心关注正在发生的一切;卡拉的性格像狗,欢快地跑进来,跟每个人都亲亲密密。”她们两人在经营中鲜有矛盾,却在书店名字上一直争执不下。卡拉认为“政治与散文”很能代表华盛顿,但芭芭拉不以为然,并告诉她:“取这样一个名字是个严重的错误。”尽管如此,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下来了。
书店开张的头几个月,店里总共只有两个店主和一个临时工。但不到一年时间,她们便有了第二个销售助理。到1989年,政治与散文书店已经拥有六名员工。同年夏天,书店搬到街对面,有了更宽敞的店面和更大的橱窗。街坊邻居们主动集合,帮忙搬运书店的一万五千册图书,还有一名警察在康涅狄格大道上指挥交通。当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拖着一箱箱当季畅销书向新店走去,其中有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戴维·哈伯斯塔姆的《49年的夏天》、A。斯科特·伯格的《戈尔德温》以及西蒙·沙玛的《公民们》。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拉着如此多畅销书、长销书、晦涩的诗歌集和必读而我们从未读过的经典,恰好体现了印在书店纪念手提袋和T恤衫上的标语:“书海浩瀚,只叹人生短暂。”
两位店主一直坚信书店应成为社区中心和思想圣地,政治与散文书店自然也就成了华盛顿率先举办作家活动的书店之一,帮助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亲切对话。起初,书店每月举办五场活动,请到的大都是一些本地记者和不太出名的作家;但到了1989年,活动数量增至每月十场。《纽约时报》评论道,政治与散文书店成了“每位写政治题材作品的作家巡回宣传途中的必经之站”。的确,书店的顾客人群收入较高,接受过良好教育,且兴趣广泛;他们似乎对所有的作品类型都抱有热情,不论是虚构类文学和诗歌,还是非虚构类叙事和时事新闻。店里的员工骄傲地说道:“就像乌比冈湖镇的小孩一样,我们的顾客也都在平均水平之上。”[7]
不久之后,书店活动几乎排满了每一晚,很多时候甚至下午都会有安排。每有一位作家成功站上政治与散文书店的讲台,可能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可能是刚出版处女作的本地小说家,就难免要有三四位作家失去这样的机会。有些作家已经有幸在政治与散文书店举办了多次活动,我便是这样的作家。与如此热情好问的读者当面交流能带来不少启示,让作家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作品,也为那句经典格言“我写作,因此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增添了一层新的含义。
之后书店再次扩张,增加了两翼的面积,开设了一家咖啡馆,并扩大了儿童读物区。曾经出现过的商业劲敌,如皇冠书店和博德斯书店,都倒闭了;另一些则依然存在,比如巴诺书店、亚马逊、好市多[8]里的图书区,还有电子书。奥尔森图书音像等不少优秀的本地竞争对手都销声匿迹了。国内独立书店面临的生存竞争似乎愈加严峻。
幸运的是,凭借一群聪明热情的员工的不懈努力及忠实顾客的大力支持,政治与散文书店仍然充满生机。2010年夏,在共同经营书店逾二十五年之后,卡拉和芭芭拉宣布将出售书店;当时她们都已七十四岁,最重要的是,卡拉身患癌症,于当年10月离开了人世。之后,卡拉仍然在世的丈夫戴维与芭芭拉一道为书店挑选了新的主人——布拉德利·格雷厄姆和莉萨·马斯卡廷。这两人同样是我相识多年的老友,年轻时曾在《华盛顿邮报》担任记者,说起来也是我的老同事。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接班人了。
现在,在布拉德利和莉萨的经营下,政治与散文书店正努力适应这个电子书和电子阅读器盛行的新时代,但仍然完整保留了西方文明中人们所珍视的、实体书店固有的特征:学习、包容、多元、礼仪、交谈、探寻、情怀。对于我们这些邻居来说,它是风暴来临时的避风港,是白日做梦的理想地,是躲避困难和危险的堡垒。能成为政治与散文书店的顾客、书虫、咖啡饮者、活动嘉宾和邻居,我们着实再幸运不过。若你终于完成了手头的那部小说或回忆录,或者刚结束了一段对国家和人民的沉思,不妨漫步走入政治与散文书店,给自己一段与书本专心独处的时光。如果你热爱文字,这儿就是你的最佳选择。
作者简介:
里克·阿特金森(RickAtkinson),写作并出版六部叙述性军事史著作,代表作有《漫长的灰线》、《破晓的军队》及《战斗的日子》,曾三次获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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