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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大言不实　胡宗南要守川西

再说重庆临近解放时，胡宗南留在秦岭一带的守备部队，也陆续撤退人川。十二月初，原来留在徽、成地区的李振十八兵团，也经白水、略阳、阳平关转川陕公路，于六日抵达绵阳。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也分别在巴中、旺苍、苍溪、剑门关、青川、中坝地区集结。其他第一线部队，亦陆续集结于成都、双流地区。蒋介石在四川，就靠这些部队为主要资本了。

蒋到成都后，住在成都军校，指挥一切。因为川东崩溃得太快，他的保川之策已告破产。这时候，他又决定采取数月前曾反对过的胡宗南和宋希濂的计划，准备把胡宗南的部队撤往西昌。他的措施分三方面：一、对亲信如胡宗南者，要他们即作撤退的准备；二、让一些地方势力及次要部队，与解放军纠缠，以掩护亲信部队撤退；三、在撤退前，对于如刘文辉、邓锡侯等异已势力，尽量设法羁摩运用，不能羁縻则加以消灭。为了不使第二方面的部队发生动摇和不让第三方面的人明白他的意图，在表面上则仍渲染所谓“川西决战”。

在上述的决策下，蒋介石连日在成都军校，分别传见各方面的人员，以各种不同的面孔，用各种不同的手段，以期达到目的。

十二月四日上午，蒋传见陈克非，问了一些川东败退的情况后，说：“前据宋希濂在江口来电报，说第九师在黄草坝附近打得很好，这才算得是黄埔教导团的革命精神。如果都能象第九师这样打，共匪不是不可能消灭的。今后要特别注意对第九师这个部队的嘉勉和补充，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很要紧的。要派一个比较负责的官长；指定比较好的电台，不断地呼叫他们、联系他们。如联系到时，指定一个年资较深的、指挥有方的师长暂时负那方面的责任。其他部队到达时，就要他们在成都附近各县休整，要严守军风纪。”

陈说：“第九师这次在黄草坝同共军作战达三昼夜，颇有收获。该部官兵伤亡变达三百以上，但因距离远，伤运困难。那时左翼阵地早被突破，宋希濂给我几次电话，要我转电第九师全体官兵顾虑全局，忍痛撤离，须有所舍，才有所得。最后我下了一个绝对遵守的电令给该师，务必顾及全局，准抛弃一部装具，尽量利用骡马救护伤病官兵，不准任何借故拖延，并限二十四小时以内通过军部位置向江口转移。结果，还是被伤病之累误了时，隔断了，并影响到为掩护第九师转移而布置的第七十六师和一六四师，以致也脱离了掌握。现在我想总统准我到川、滇、黔边区寻找我的部队和宋希濂的下落。”

蒋说：“在电台没有联络到以前，你还是在成都附近收容宋希濂所部，加以调整。这是，这是……”随着义转向在旁的俞济时说：“俞局长，你同顾总长讲，凡宋希濂所辖部队，统归陈司令官指挥，并由其收容调整，可分令各部遵照。”然后又对陈克非吩咐道：“要派人到各处收容和联络，如有什么困难，可同顾总长说。”陈说：“是，是，是。”

蒋说：“好，好，好。”左手托着下颚，摸摸胡子，又故示亲切地问道：“你的太太走了没有？你知道各军长他们的太太都走了没有？”

陈说：“我的家眷没有走，现在都到了成都。家里有八十一岁的老母亲，五个儿女，两个侄儿。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的家属也没有走。”

蒋翻了一下眼睛，转向俞济时吩咐道：“你要空运司令部派一架专机，把陈司令官的老太大同他的家属送到台湾去，其他各军长的家属亦要陆续调查运送，就照这样子办。”

蒋介石如此照顾周全，在当时确使陈克非感激涕零。因为这一次传见，他本来是以为要受处分，或至少要挨一顿臭骂的，结果不但没有骂，反而得到嘉勉；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更被信任，把宋希癫的部队也归了他。而且“泽及妻孥”，竟要派专机把他的家属送到台湾去。他那时还不知道蒋纷纷把一些文武大员的家眷弄到台湾，不过是要使他们多一番感激，也多留一个顾虑，不得不拼死为他效忠到底而已。实则其时蒋已决上，要使陈克非和罗广文为胡宗南的部队打掩护，只是不露声色。

对于十八兵团的李振，蒋介石又有乃一番处置。

李振自十二月六日撤抵川北绵阳后，七日下午，接到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的电话说：“胡先生请你来成都谈谈，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李当晚赶到“绥署”，胡宗南对他说：“总统在成都，特别召见你。现在他还有事，过一会我派车送你去。”

下午八点多钟，李振被送到了北校场，下车后，便有人来问清了官阶名姓，然后引进接待室。那人又问：“李司令官随身带有什么武器？我们为了表示对总统的尊敬。凡是和总统见面的人，都不能带武器和佩剑之类，有的话，请你先放在这里。”李振在这种一一盘查的情况下，觉得有一种肃杀之气，就告诉对方他没带什么武器。一切手续办妥之后，那人进去了，不久之后再出来告诉李振：“总统马上就来。”

过了一会，蒋介石出来了，带着困倦的神情，对李振说：“你来了，好，坐下，坐下。”然后问李兵团的驻地，人数和装备的情况。待李一一报告后，又说：“赶快找胡主任补充。你这个部队过去打得很好，官兵都很勇敢，这种精神要保持下去。现在敌人很猖狂，其实没有什么，完全是我们高级将领不争气。腐化堕落。中国古兵法早就告诉我们，强兵在将。我不怕敌人，敌人就怕我。我们当一个将领，应该有不成功，便成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无畏精神。你要好好地同全体官兵说清楚，要好好地鼓励官兵，我们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反攻复国是很容易的。你们很快就要向西昌集中：西昌是我们最后的复兴基地，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要用这个地方来对付敌人，收复失地，你到了那里，要据险坚守，好好的把民众组织起来，共同对付敌人。如果敌人重兵来犯，不要同敌人胶着恋战，要部队互相掩护，逐步向云南、缅甸边界转移。利用中缅交界地带，打下根基，等候时机。美苏交恶甚深，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战争一触即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我们反攻复国的时候。我们身为高级将领，要时时刻刻告诉官兵，失地不复，军人之耻。上不能安慰先总理在天之灵，下无以对全国同胞。你回去要好好督饬部属，准备行动。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你近来同余总司令（指余汉谋）通过信没有？他现在在海南岛，你知道吗？”蒋的话讲罢，“召见”也就结束了。

从蒋的这些话里面，可以看出两点：（一）归胡宗南指挥的主力，决定撤往西昌，顶不住时再撤向滇缅边境。（二）蒋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而他的“反攻复国”的希望就在于此。至于别的话，都不过是巫婆的符咒，尤其那套“古兵法”，对他自己就行不通：“强兵在将”，就他自己看，至少他这个“将”是很了不起的了，为什么他的部属又不“强”？他这个“将”如此之“强”又为何无补于崩溃？他口口声声“我不怕敌，敌即。怕我”，若是他不怕“敌”，他有“大无畏精神”，为什么常常还未到危险关头，他自己便身为百僚之先，逃之惟恐不速？

李振回到“绥署”后，即把经过告诉了胡宗南和罗列，他们的反应是苦笑中带着喜悦，随即在地图上和蒋的指示对照了一番，并扼要地给李振介绍了当前的形势。胡宗南并拍李振的肩膀说：“裁宏（李振的号）兄，领袖很器重你，知道你性情刚直，为人忠诚。在党国危急存亡的时候，特别召见你，当面付托重任，希望你不要辜负领袖的培植和期望！”胡宗南也和蒋一样，拼命向李振灌迷汤。

李振与胡宗南和罗列谈过之后，当天深夜乘车赶返绵阳。他在归途中，思前想后，心潮起伏，若是在一两年前，蒋介石“特别召见”，或者会使他受宠若惊；但此时此际却使他感到：蒋介石只剩下几个残缺不全的部队，且彼此尔虞我诈，离心离德，士无斗志，即使能逃到西昌和云南的死角去，又能有什么作为？而身为最高统帅的人，竟然还在故作姿态，徒托空言，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攻复国”，岂不是白日做梦？面对这种情势，到底怎么办呢？再跟着蒋介石走吗？那要走到何处去？若是不再跟他走，那又怎么办？这些问题，都在李振的脑海翻腾。

而另外一些事情，也来到李振的脑海：记得是十月间，广州解放之后，叶剑英将军就向李振的一个老上司表示过，希望他考虑大局，及时起义。在这以后，就有他的旧人把消息带列汉中：及后还有人到过徽县、和他谈这个问题。当李振到达绵阳后，还有前三十六军政治部卞任广东同乡陈定，也到了绵阳，陈是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又被胡宗南扣留了一段时期，然后逃出来的。十八兵团副参谋长王杰发现后，便把他带到了兵团部，经过李振的再三追问，陈定说：“一野”方面希望他回来之后，第一争取钟松（原三十六师师长，沙家店战役时逃出），第二争取李振。上述种种，和蒋介石、胡宗南伪情况交织在一起、使李振，以烦意乱，彻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李振把参谋长何沧浪、副参谋长王杰找来，将蒋介石“召见”的经过和胡宗南的说法告诉他们后，彼此都沉默无言，若有所失。不言而喻，他们都感到前途渺茫。

何、王两人走后，李振自己考虑了半天，又把陈定找来，共同研究。两人商量后，李振再找一八七师师长钟定天来谈，钟同意起义才有出路。以后李再找何沧浪来，问他：“你看现在的情势怎样？”何沧浪说：“闹成现在的局势，完全是战略上的失败、已经迟了二十多天，过去的英雄。现在变成了狗熊。完了！完了！”言下毫无办法。何沧浪所谓“迟了二十多天”是因为十一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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