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38部分（第1页）

认识的故事，第五节叙述翠翠如何与大老认识的故事。从第六节起故事又回到现在，也就是今年端午节，又是顺叙。第六节到第十节叙述了今年端午节上发生的故事，其中还有插叙，追忆往事，如第七节老船夫想心事时想起了“前几天”大老同他的一次谈话。小说最后一段还用了预叙的手法，哪“也许‘明天’回来”。小说叙事的文体时间与故事时间的表达如下图所示：

在文本中的时序：123456789101112

在故事中的时序ABC1C2DEFG1G2HIJ

（A：老船夫五十年来的摆渡生活B：船总顺顺的故事C1：十五年前翠翠母亲

与军人的恋爱故事C2：翠翠母亲与军人及杨马兵的三角恋爱故事D：前年端午节的故事E：去年端午节的故事F：前几天的事G1：今年端午节的故事G2：今年端午节的故事H：天保托人说媒以及翠翠与二老、大老之间的爱恋故事I：老船夫去世及丧葬J：二老也许“明天”回来）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边城》的叙事，整体上是顺叙，这也符合中国叙事的传统，中间有大小三个插叙或倒叙用来追忆往事，并且叙述者还用了预叙的手法，可见小说叙事的时间艺术是十分丰富的。小说叙事就是把发生在一个立体空间里的故事以话语的方式重新“投射到一条直线上”，为此叙述者有时必须歪曲时间。并且有的事件只作简单的概要，有的事件却作详细的描述。《边城》中对过去的事只作概要，对现在发生的事详述，对将来的事也略述。这就是小说叙事中时距的变化，也是小说内部的节奏，特别是小说有大量的描写也使节奏明显放慢，整体上小说《边城》的节奏是舒缓的，犹如一支牧歌，那么悠远而又动听，令叙述接受者回味再三。小说叙事中写了三次端午节的事件，可以视为对同一民俗的重复叙述，可见叙述者对民俗的重视，也体现了叙述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

实际上，这种顺叙的叙事方式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即崇古贬今，长幼有序，先尊后卑，这也是中国儒家的时间观，实质上儒家的伦理观也是时间观的体现，这种时间观反映了儒家的天地伦理、君臣伦理、男女伦理、父子伦理和兄弟伦理，因为儒家认为先有天后有地、先有君后有臣、先有男后有女、先有父后有子、先有兄后有弟，并且前者尊后者卑。这种叙事形式上的特征其实暗含着儒家伦理的本质特征。这种时间观也与社会的重资历以及民间的排辈份等观念暗合。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主要采用顺叙方式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塔形”结构与儒家伦理

关于小说叙事中的结构，杨义说：

中国人对结构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是结构之道；一是结构之技。西方的结构主义的很多议论实际上还停留在结构之技的层面上，而中国人更重视结构之道对结构之技的支配作用。这样谈论结构，我们才能理解结构的多层性和整体性，才能理解结构同文化与人的内在关系。

小说《边城》叙事中，一开始就从边城的大时空写起，小说第一节第二节叙述了边城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民俗，氛围是古朴的、传统的和优美的。尤其是第二节叙述者不惜笔墨详细地地叙述了边城的山水地理和人情风俗，空间是远离大都市的边地，时间好像是一个古老的遥远的过去，一开始小说的气氛就笼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在这样的大时空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叙述接受者似乎能猜着几分。小说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故事实际上是并列的，是整个小说的大时空，大环境，大气氛。小说第二节开头写道：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榈子。上行则去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串各个码头的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街后，河街上有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水，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

中国的小说叙事往往就是这样，先描述故事发生的大时空大背景，然后才引出人物。小说的第一、二节是小说的基石，第三节至第十节三个端午节的故事是小说塔形结构的塔的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小说的第十一节至第十九节《边城》塔形结构的塔身，是塔的中心部分，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是塔顶和塔尖。读过《边城》，细细品味，远远地观察，笔者发现，小说《边城》的叙事结构是立体的“塔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塔，显得古典雅致，层层递进，越来越高，终于耸入云端，小说的最后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显得渺茫而无边，塔太高了，看不清楚，让叙述接受者自己想象。所以小说《边城》的“结构的多层性和整体性”十分明显，这种塔形结构也细微地反映了小说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塔形结构方式不是遵照先尊后卑的观念，而是遵照高尊低卑的观念，儒家认为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在实际宫廷的设计中，君主的宝座总是高高在上，而臣子的位置总是在下面的，并且在社会中人们的座位也是不能随意乱坐的，也是有讲究的，这种观念实质上是社会塔形结构的反映，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年老的臣民反而向年轻的君主跪拜、社会地位低下的老年人反而向社会地位高的年轻人跪拜的理由。在中国古代社会，先尊后卑与高尊低卑的观念是并行不悖的。小说层层推进，步步为营，逐渐把故事推向高潮，高潮就是结局，这正是“塔形”结构的叙事方式。在小说中也出现过塔，塔的倒下与重建，在小说中是意味深长的。

第三节上帝视角与儒家伦理

《边城》叙事中，叙述者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叙述者几乎无所不知，能够深入故事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理，但是由于《边城》采用的是描述体的叙述方式而不是讲述体的叙述方式，所以小说叙述者的位置是较为隐蔽的，“它的叙述视点经常在不同的人物之间进行转换，对叙述内容很少作出直接的或明显的情感与价值评判，其评判性内容很少作出直接的或明显的情感与价值评判，其评判性内容往往是通过对事件或人物的具体描述表现出来。”

按照热奈特对叙述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小说《边城》属于第三人称的“零聚焦”视角，即托多洛夫所说的叙述者＞人物。这种叙述视角在现代小说中较少运用，而在古代小说中却使用得十分普遍。叙述者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叙述视角呢？首先叙述者采用的是异故事叙述方式，不是“我”经历过的故事，而是叙述者叙述的一个美好而又有点悲伤的梦，这里有叙述者的审美和价值理想包含其中。其次叙述者有意采用古代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就是有意拉近与古代文化的距离。小说叙述方式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段，还暗含着叙述者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倾向，即形式蕴含意义。

《边城》的叙述者就是上帝，是神。儒家文化中没有上帝的观念，但有神的概念，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是十分完美的一个形象。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里，天即神的意思。在古代，人们对神是充满敬意与畏惧的，就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能洞察人们行为背后的心理，能知道每个人的品行和善恶，并且他还有惩恶扬善的能力。儒家认为，神就是无边的天、伟大的自然和不可知的宇宙，他充满神秘，令人神往，又令人畏惧。在神的震慑下，人们不敢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在小说叙事中，作者有意唤醒人们对神的回忆，引起人们对古代社会的反思，重建人与神的关系，谕示人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沈从文的部分小说是叙述人与神之间的故事的，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章儒家伦理的天命观与《边城》的生态叙事及生存叙事

第一节儒家伦理的天命观

了解原始儒家伦理，须从儒家的天命观说起。儒家《论语》中论及天命的地方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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