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小说

第8部分（第1页）

起了一股父母有问题，儿女受连累的妖风。父母出身不好，或父母亲属有某些政治问题的青年，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和服兵役，等等。“四人帮”的这种罪恶行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使大批青年受到不白之冤，打击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文章说，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规定，落实党的阶级政策，使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影响所及，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安徽省芜湖地区陈炳南同志的来信，生动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父母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的指示。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竺稼同学来信反映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文章强调：“父母的历史或现实政治问题，子女是不能承担责任的。父母的问题应当与子女区别开来，家庭出身应与本人表现区别开来，政审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那种不认真审查考生本人的表现，只要看到父母或社会关系中有的人有问题，就一概不予录取，这是违背无产阶级政策的。”现在报考的青年，大多数在20岁左右，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生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孙子辈的人了，是靠他们父母的劳动收入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对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谁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71〕

总的来说，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一个“考”字，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考试，发现了长期被埋没的大批优秀人才，调动了年轻人的学习积极性，确立了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由此推动了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扬。

不可否认，1977年招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招生制度改革毕竟刚刚开始，加之时间紧，又缺少经验，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不适当地强调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即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据24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77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事实上，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从学校来说，中国科技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百分之零点六。”事实充分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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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8）

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左”的困扰，拨乱反正，依然是任重道远。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1）

1977年11月，正当教育界酝酿批判“两个估计”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据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跟上当前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王朝闻、马烽、李准、张天民、王愿坚、张庆田、茹志鹃、韦君宜、林雨、赵燕翼、萧育轩、叶文玲、邹志安等，还有部分业余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共20多人。由于“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破坏和干扰，已经多年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与会者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会议提出要“彻底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与会者揭露说，“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打着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鼓吹“三突出”、“三陪衬”、“多侧面”、“立体化”以及英雄人物排号、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等一整套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搞乱了文艺界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文艺事业。在“四人帮”把持文坛期间，中国文艺园地，出现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以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荒凉局面。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方面所散布的流毒还相当广泛，“至今有不少人还用‘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谬论来衡量作品”。所以，当前“亟须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批判，肃清流毒，彻底砸碎精神枷锁。”坚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更加繁荣和昌盛。”

与会者还批评说，由于“四人帮”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使得许多群众熟悉的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与现实隔膜了，“笔也生了，多少年无法创作。”现在，“老作家解放了，思想也应该解放，要重振旗鼓，挥笔上阵。老作家不但自己要写，还应当做浇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使他们健康成长。”中年作家既有创作经验，精力也充沛，正是创作的兴旺时期，更应该奋力创作。作家们表示，当前的文艺创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尽快组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开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迅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短篇小说，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73〕

几天之后，即11月19日，《人民日报》以《让文学创作迅速跟上抓纲治国大好形势》为题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这次座谈会虽然不是直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但它对清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教育界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它开始于一次座谈会。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控诉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滔天罪行。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参加了座谈会。

此时，文艺界正式开始了对“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与会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政治镣铐。所以，“我们要抓住‘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实质，把它作为文艺界揭批‘四人帮’运动第三战役的中心问题，批深批透。”〔74〕

11月25日，《人民日报》以《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还加了编者按说：“四人帮”举着“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并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扩展到各条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但是，编者按不适当地肯定了毛泽东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而且认为“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2）

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茅盾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在发言中肯定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他说，教育界的同志们已经开过这样的座谈会，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受“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毒害，“也是极其深重的”。所以，我们也迫切需要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上的流毒。

茅盾还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肆污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战线，称之为“黑线专政”，这是“狂妄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对此，他举例说，这17年中，就长篇小说而言，有《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等，至于短篇小说、诗歌、话剧、歌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那名目就更多了。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把许多香花统统打入冷宫，而把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而炮制的帮派文艺，强加于广大读者和观众，这“怎能不天怒人怨，人人侧目！这是事实，‘四人帮’的罪恶，是赖不了的。”

“四人帮”粉碎后，文艺虽然获得解放。但“四人帮”的流毒，依然不容低估。当前任务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坚决推倒‘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种种流毒，同时也必须为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换言之，也就是要做到题材的多样化，以及体裁和风格方面的多样化。茅盾认为，题材的多种多样，会引发多种多样的体裁，也会引发多种多样的风格。而一个具有多方面生活经验、富于创造性的作家，有可能运用各种题材，并且也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他相信，在粉碎“四人帮”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之后，“我们的百花园里必将出现万紫千红的景象。而这正是‘双百’方针得到贯彻的必然结果。”

茅盾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四人帮”的又一荒谬理论，就是关于作品中的人物描写的脸谱化的创作方法。“按照他们的说法，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主角、正面人物）必须是高、大、全的。也就是说，这个英雄人物，必须是始终正确、高出于一切陪衬人物（这些陪衬人物也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之上，比所有这些陪衬人物都伟大。换言之，即这个英雄人物不能犯错误，甚至也不能有片刻的犹豫不决。否则，就损伤了这个英雄形象。这是十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四人帮”所要写的“高”和“大”，“已经是给公式化、概念化大开绿灯；更要全，那就只能画脸谱，不是人物性格的描写。”

同样，“四人帮”搞的那套“脸谱主义”，对作品中的反面人物，“那就滥用得更加出奇了”。反面人物不仅面目灰溜溜，甚至衣服也是灰色的，“以至他一出场，连小孩都立刻知道这是个坏蛋。这不是在教育读者怎样辨别好人或坏人，而是在腐蚀读者本来还有的辨别能力。”

所以，茅盾表示，要繁荣创作，就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从理论上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彻底粉碎他们强加于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的精神枷锁，则是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首先必要的步骤。与此同时，供应广大读者以优秀作品，则又是粉碎精神枷锁、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必要而且有效的保证。”〔75〕

座谈会的消息和茅盾的文章见报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副主席表示不满。他甚至责问《人民日报》：你们批了“教育黑线”论，怎么又批起“文艺黑线专政”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主席批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怎么能推翻呢？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3）

但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并没有因为这位副主席的指责而停顿下来。紧接着，《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又邀请在北京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露江青同林彪勾结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

进入12月份，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势头更为强劲，《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贺敬之、丁玲、巴金在11月21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也连带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认为刘少奇干扰和破坏了文艺工作。在刘少奇还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两个凡是”没有被推倒的背景下，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不可否认，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新局面，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解冻”期，“伤痕”文学随即登上中国文坛。

就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后不久，该杂志第11期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篇“伤痕”小说。

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教师看了小说之后，颇为感慨。这位教师也是班主任，体会可能会更深刻一些。正如这位教师所说，或许是工作岗位相同的缘故，所以，“一看到《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的小说《班主任》，就信手翻开了书页。”“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这真是一个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的开头。读下去后才发现，“它与我猜想的决然不同，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是却引人深思，震人心弦。”

这位教师认为，小说的作者“把故事的背景安排在1977年春天，寓意深长。严冬摧残，祖国的幼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春回地暖，有园丁的辛勤培育，它们将会蓬勃地成长起来，为祖国更美好的春天增添色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76〕

刘心武当过15年的中学教师，后来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班主任》写于1977年夏，素材就来源于刘心武当教师的体验。据刘心武回忆，他在出版社当文艺编辑时接触过两部小说，其中一部是两位农民创作的《大路歌》，内容是写当地农村修路的故事。当时，“两报一刊”刚刚提出了“两个凡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这个标准，小说《大路歌》必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才行，可是，稿子里没有这样的场面怎么办？于是，刘心武特意跑到那个村子，告诉那里的农民，如何这般地编出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惜，任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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